早期经历
班彪,《汉书》作者班固的父亲。家世儒学,造诣颇深。幼年从兄班嗣一同游学,结交很广。二十多岁时,西汉末年,群雄并起,隗嚣在天水拥兵割据,他避难相随。
投奔隗嚣
有一次,隗嚣问班彪道:“从前周朝灭亡,战国纷争,天下四分五裂,经过好几代才得安定。是合纵连横的事又将出现在今天呢,还是承受天命,在某一个人身上呢?望先生谈谈看法。”
班彪答道:“周朝的废兴,与汉朝不同。从前周朝分爵为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,诸侯掌握自己的领地各自为政,正像一棵大树,本根很弱小,枝叶很茂盛,所以到了后来,出现合纵连横的事,是形势促使它那样。汉朝继承秦朝的制度,改封建为郡县制,国君有专制的权威,臣下无百年的大柄。到了成帝,假借外戚的势力,哀帝、平帝在位时间很短,三帝无子,所以王莽篡位,窃取国位年号。危险来自上边,伤害不及下面,因此,王莽真正篡位之后,天下人没有不伸着脖子在叹息。十多年间,中外发生搔扰,远近都在行动,各自打着刘氏的旗号,会合响应,众口一词,不谋而同。现在英雄豪杰统治各州县的,都没有像七国传统的资本,可百姓却异口同声,想念汉朝的恩德,发展趋势已经可想而知了。”
隗嚣道:“先生分析周朝与汉朝的形势是对的,至于只看到愚蠢的百姓习惯刘氏姓号的缘故,而说汉家一定复兴,这就不见得了。从前秦朝失去天下,好比一只鹿逃走了,刘邦追鹿到了手,当时人又谁知有什么汉朝么?“
班彪一方面痛恨隗嚣的狂言,一方面又感叹时局艰难,于是著一篇《王命论》,认为汉德是继承唐尧,有灵验的王符作证,王者登上宝座,不是凭欺诈能成功,想用这来感动隗嚣,可是隗嚣始终不觉悟,于是避走河西。
主事窦融
河西大将军窦融用他作从事,十分恭敬地待他,用师友之道接待。班彪就替窦融出谋划策,敬事汉朝,总领西河一带来抗拒隗嚣。后来窦融奉诏回京师,光武帝问道:”你所上的奏章,是谁和你参谋?“窦融答道:”都是我的从事班彪做的。”皇帝一向听到班彪很有才干,于是召见班彪,举他作司隶茂才,叫他作徐州令,因病没有就位。后来几次应三公的命令,就去了。任为县的长官,又为司徒掾。
班彪时有奏言,对时政多所建议,如《复护羌校尉疏》、《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》、《奏议答北匈奴》等。
不久因病免官,专心史籍。晚年任望都长。班彪专心于史学,尤好汉代史。
潜心修史
班彪既有高才又好写作,于是专心在史籍方面下功夫。武帝时,司马迁著了《史记》,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代汉武帝,从太初年间以后,缺了没写,后来褚少孙、刘向、刘歆、冯商、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曾缀集时事,或补或续之。但是文笔鄙俗,不配为《史记》的后续之作。
班彪于是继续采集前朝历史遗事,还从旁贯穿一些异闻,写下后传数十篇,参照前面的历史而评论得失。其略论写道:”
唐虞三代,据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的记载,每代均有史官,管理经典著作,到了诸侯各国,每国均有历史,所以《孟子》上说"楚国的历史叫《木寿杌》,晋国的历史叫“乘”,鲁国的历史叫《春秋》,他们记载历史都是一回事"。鲁定公、哀公的年代,鲁国君子左丘明收集当时的历史,作《左氏传》三十篇,又根据各种不同的材料,写成《国语》二十一篇,从此《乘》和《木寿杌》的事就不行于时,而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就得到人们的重视传习。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代帝王公侯卿大夫事迹的书,叫做《世本》,共一十五篇。
春秋之后,七国纷争,秦国吞并诸侯,就有《战国策》三十三篇问世。汉朝兴起,平定天下,太中大夫陆贾记录当时情况,作《楚汉春秋》九篇。孝武皇帝的年代,太史令司马迁采集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,删削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,根据楚、汉列国时事,上自黄帝起,下至太始二年获应,为止,作本纪、世家、列传、书、表共一百三十篇,而有十篇缺了,司马迁所记,从汉朝开国至武帝时绝笔,这是它的功绩。至于采取经传,搜罗分散于百家的材料,很多粗疏简略之处,不如原来的真实详细,它是以多闻广载见长,论议肤浅而不厚实。他论学术就推崇黄帝、老子而轻视《五经》;写货殖传,就轻仁义而以贫穷为耻;写游侠之士,就轻视那些节烈的人而推崇世俗建功之士。这就是大毛病,有伤正道,所以遭到腐刑的缘故。但是他善于叙述事理,文笔畅达而不华丽,质朴而不粗野,文质相称,不愧为良史之才。如果让他遵照《五经》的礼法之言,符合圣人的是非标准,那就差不多了。“那些百家的历史书籍,都有可取之处。
如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、《太史公书》,读了之后,今天的人能够知道古代历史,后世的人可以知道前代的事情,实在是圣人的耳目呀。司马迁替帝王作传就称为本纪,写公侯传国就称为世家,写卿士特起就称为列传。他把项羽、陈涉列入本纪和世家,而淮南王、衡山王降为列传,写得细致委婉,很有条理。司马迁的著作,采自古今的轶闻,贯穿经传的史料,实在广博得很。凭一个人的精力,内容复杂而繁重,所以他的收删削繁芜之处还不太够,有些多余的语言,不够整齐划一。例如写司马相如,举出郡县,写出他的表字,至于写到萧何、曹参、陈平等人,以及董仲舒同时的人,就不记载他们的表字,有些只写了县而不写郡,可能是没有顾及到吧。今后写历史,必须严格核对事实,修饰文字,统一体例,写世家,只要纪、传就够了。古书上说:“杀虫见极(按:此四字不好理解。“杀”,作“杀青”讲,引申为“写历史”。“极”可作“标准”讲,译为“写历史是为了使人们见到一些标准”。)平易正直,是《春秋》的本义。’”
班彪又调升到司徒玉况府。当时太子的东宫刚建立,诸王国同时开辟,而官吏没有配齐,师保齐缺。
班彪又上言道:”
孔子说,人们的天性是差不多的,而习俗的影响就差得很远。“贾谊认为:”经常与善人打交道,不能不做好事,犹如生长在齐国,不能不说齐国话。经常与恶人接触,不能不做坏事。不如生长在楚国,不能不说楚国话。“因此圣人严格选择邻居,特别注意环境的影响。从前周成王做孺子时出外就由周公、邵公、太史佚等人辅佐他,在朝内就大颠、闳夭、南宫适、散宜生等人辅佐,他的左右前后,没有违背礼节之义,所在成王一登上王位,天下空前的太平。“ 因此《春秋》提出:“爱儿子应该教育他走正路,不走邪门歪道。骄傲奢侈,淫逸懒惰,邪门歪道的根源。”《诗经》上说:“留给孙子的好主意,就是安敬之道。”就是指周武王留给成王的宝贵遗产。”汉朝兴起后,太宗派晁错用法术教育太子,贾谊用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教育梁王,到了中宗,也使刘向、王褒、萧望之、周堪等人用文章儒学教育东宫以下的人员,没有不选择合适的人,促成他们的品德和才具。现在皇太子诸王子,虽然年轻时就在学习,修习了礼乐,但是做太傅的尚未遇到贤才,官属很少熟悉旧典。应该广泛挑选有威望、懂政事的名儒,用他们做太子太傅,东宫和诸王国,官属应该配齐。按旧规定,太子有十县作汤沐邑,设保卫人员,五天一朝见,坐在车厢,检查膳食,不是朝见的日子,使仆、中允每天问安罢了,表明举动不随便,处处讲究恭敬哩。”
书奏上后,皇帝采纳了。后来选司徒廉作望都长,得到官吏百姓的爱戴。
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,班彪乃“继采前史遗事,傍贯异闻,作后传数十篇”,这就是后来班固撰写《汉书》的基础。
此外,《后汉书》 载其“所著赋、论、书、记、奏事合九篇”。今存《北征赋》、《览海赋》、《冀州赋》等,《文选》、《艺文类聚》有收录。其中《北征赋》写他在西汉末年避难凉州、从长安行至安定时沿途的见闻和感慨,对当时人民生活的困苦和动荡的社会面貌有所反映。这篇赋采用楚辞的形式,重在抒情,与铺张扬厉的西汉大赋风格迥异,开了东汉末年抒情小赋的先声。他另有《王命论》一篇,系劝隗嚣兴复汉室之意,见于《汉书·叙传》、《后汉书》本传及《文选》。
《后传》原书已佚,其内容想已多为《汉书》汲取,只是无法辨认清楚了。今《汉书》的元帝、成帝二纪及韦贤、翟方进、元后三传的《赞》,还保留有班彪的史论文字。
班彪曾作《前史略论》,详论以往的史学得失,实为撰写《后传》有所借鉴和改进。他简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汉之际的史官和史籍,着重评论司马迁所著《史记》的内容、体裁、体例和思想。他说:“迁之所记,从汉元至武以绝,则其功也。”“然其善序事理,辩而不华,质而不野,文质相称,盖良史之才也。”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。但又评道:“其论述学,则崇黄老而薄《五经》;序货殖,则轻仁义而羞贫贱;道游侠,则贱守节而贵俗功:此其大敝伤道,所以遇极刑之咎也。诚令迁依《五经》之法言,同圣人之是非,意亦庶几矣。”这对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极尽讽刺,表明了他的正宗观点,自然也是他写《后传》的指导思想。《前史略论》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一篇史学论文,可谓儒家正统史学观点的代表,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。
建武三十年(公元55年),班彪死在官位上,终年五十二。他所著的赋、论、书、记、奏事共九篇。
范晔评价他:班彪以通儒上才,倾侧危乱之间,行不逾方,言不失正,仕不急进,贞不违人,敷文华以纬国典,守贱薄而无闷容。彼将以世运未弘,非所谓贱焉耻乎?何其守道恬淡之笃也。
在两汉之际的历史形势中,班彪投靠刘秀,撰写《后传》,鼓吹“王命”,促进统一,政治上是识世务者,思想上是个正统论者。